聊城涉黑涉恶案件律师 - 李朋朋律师

什么是恶势力？为什么这个认定比罪名更重要

很多当事人家属接到的通知里只有一个罪名，比如寻衅滋事罪、敲诈勒索罪、强迫交易罪，却在后来才发现案件被按“涉恶”办理，多名同案人被一并起诉。这中间的关键就是恶势力认定。

依据《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，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，以暴力、威胁或者其他手段，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，为非作恶，欺压百姓，扰乱经济、社会生活秩序，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，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》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后，此类案件的办理依据与财产处置程序进一步明确。

必须先讲清一件事：恶势力本身不是罪名。它不会出现在判决书的定罪部分，成员仍然按各自实施的具体犯罪定罪，比如寻衅滋事罪、故意伤害罪、敲诈勒索罪。但它会作为量刑与程序上的评价贯穿全案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家属看不懂：明明只是一个三年以下的罪名，为什么取保这么难、为什么房子车子都被查了。

与恶势力容易混淆的还有另外两个概念，三者的法律后果差距很大：

辩护的第一个方向就在这张表里：把案件从恶势力犯罪集团拉回恶势力、从恶势力拉回普通共同犯罪，每降一档，量刑与程序后果都有实质变化。聊城涉黑涉恶案件律师在此类案件中首先要做的，就是逐项核对认定要件是否真的齐备。

李朋朋律师对聊城东昌府区、临清市、冠县、阳谷县、莘县、高唐县、茌平区、东阿县等各区县司法机关办理此类案件的实务尺度较为熟悉。

山东省当前重点打击的十类新型黑恶犯罪

2026年8月5日，山东省公安厅发布《关于公开征集十类新型黑恶犯罪线索的公告》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》，在依法严惩传统黑恶势力的基础上，将重点转向网络及现实领域的新型黑恶犯罪。这十类行为及其通常涉及的罪名如下。

1. 软暴力催收——为追索债务，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电话滋扰、短信轰炸、曝光隐私、跟踪贴靠、辱骂恐吓，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、聚众造势。通常涉及催收非法债务罪、寻衅滋事罪、非法拘禁罪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。
2. 恶意索赔——虚构、编造损害事实或以经营瑕疵为由，假借消费维权名义施压索要赔偿。通常涉及敲诈勒索罪、诈骗罪。
3. 舆情敲诈——收集、捏造、夸大特定行业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，通过持续曝光、批量转发要挟，索要“删帖费”“公关费”。通常涉及敲诈勒索罪、非法经营罪、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。
4. 务工敲诈——应聘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，索要“误工费”“交通费”，被拒后以滋扰闹事、堵门阻工等手段迫使给付。通常涉及敲诈勒索罪、寻衅滋事罪。
5. 碰瓷敲诈——利用被害人酒后驾驶、无证驾驶等制造交通事故，或虚构人身财产被侵害假象，以纠缠滋扰、曝光隐私等手段胁迫赔偿。通常涉及敲诈勒索罪、诈骗罪、保险诈骗罪。
6. 强迫消费——在餐饮住宿、医疗美容、家政装修、旅游购物等领域以虚构低价诱骗消费，再通过中断服务、限制离店等方式强迫购买高价商品服务。通常涉及强迫交易罪、寻衅滋事罪、非法拘禁罪。
7. 色情敲诈——通过交友软件引诱被害人后，以怀孕、受伤等为由索要钱财。通常涉及敲诈勒索罪。
8. 裸聊敲诈——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及不雅影像，以损害名誉、揭露隐私相威胁索取财物。通常涉及敲诈勒索罪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。
9. 网络套路贷——以借贷为名设置服务费、砍头息等，虚增债务后以软暴力催收。通常涉及诈骗罪、催收非法债务罪、非法拘禁罪。
10. 网络暴力——组织化的网络攻击、人肉搜索、批量发布侮辱诽谤信息。通常涉及侮辱罪、诽谤罪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、寻衅滋事罪。

这份清单对辩护的意义有两面。一方面，它意味着这十类行为在山东省内的线索发现渠道被显著拓宽，立案与按涉恶办理的可能性上升；另一方面，公告对每一类都给了明确界定，而界定本身就是边界。例如“恶意索赔”以“虚构、编造损害事实”或“为牟取非法利益”为前提，“碰瓷敲诈”以“制造事故”或“虚构假象”为前提。行为不具备这些前提的，即使双方争执激烈、索要金额偏高，也不宜直接按新型黑恶犯罪处理。

其中催收非法债务罪规定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一，是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新增的罪名，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，并处或者单处罚金，适用于为催收高利放贷等产生的非法债务而使用暴力胁迫、限制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住宅、以恐吓跟踪骚扰方法实施的情形。它的重要意义在于：此前此类行为往往被按寻衅滋事罪甚至更重的罪名处理，现在有了专门的、法定刑较轻的罪名。债务性质是否属于非法债务、行为是否达到该罪的三种情形，都是定性辩护空间。

恶势力认定的要件审查与辩护空间

恶势力的认定是多个要件的叠加，缺一即不应认定。逐项审查是本类案件最核心的辩护工作。

1. 人数是否确实达到三人以上，且各人是否都属于“成员”。恶势力一般为三人以上。但同案人并不等于成员——受雇从事日常事务、仅偶然参与一次、对违法犯罪活动不知情的人员，不宜计入。人数一旦降到三人以下，恶势力认定即失去基础。
2. 纠集者是否相对固定。恶势力要求有相对固定的纠集者。若每次行为的组织者、召集人各不相同，或者只是偶然由不同人提议，则不符合“经常纠集在一起”的特征。
3. “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”的次数如何核算。一般指二年内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三次以上。此处的审查点很多：同一事件中的连续行为能否拆分计算、已受行政处罚的行为能否计入、跨越二年期限的行为应否排除、次数中是否混入了不构成违法的民事争执。次数核算是最容易出现争议也最容易争取的一环。
4. 是否“为非作恶、欺压百姓”。这是恶势力的本质特征，也是辩护中最应着力的一点。因经济纠纷、合作矛盾、婚恋纠葛、邻里冲突等具体事由引发的行为，即使手段过激，通常不宜认定为为非作恶、欺压百姓——因为它指向的是特定的纠纷对象，而非不特定的“百姓”。有无真实的纠纷起因，是区分恶势力与普通共同犯罪的关键事实。
5. 是否“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”。这一要件需要证据支撑，不能由行为性质直接推定。当地群众的实际反映、是否引发信访舆情、是否形成心理强制，都应有在案证据。
6. 是否“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”形成非法影响。零散、随机、跨地域且无固定对象的行为，难以认定已在特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影响。
7. “软暴力”手段的认定尺度。滋扰、纠缠、哄闹、聚众造势等软暴力手段，须达到足以使他人产生恐惧、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的程度。一般性的争吵、上门讨要、多次拨打电话，未达到该程度的不宜评价为软暴力。
8. 成员地位与作用的区分。纠集者、重要成员与一般成员的责任范围差别很大。若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，首要分子须按集团全部罪行承担责任，因此是否被列为首要分子或重要成员，对个人量刑的影响往往大于罪名本身。

涉黑涉恶案件的程序特殊性

此类案件在程序上与普通刑事案件有明显差异，家属应当提前了解。

一、办案期限更长。涉恶案件同案人多、事实笔数多，侦查羁押期限延长、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、审判阶段延期审理的情形较为常见。家属需要对时间跨度有预期，不宜因久无进展而误判案件性质。

二、取保候审难度显著上升。即使个人涉及的罪名法定刑在三年以下，一旦案件整体按涉恶办理，取保候审的审批通常会更为审慎。争取取保的着力点往往不在罪名轻重，而在能否先动摇恶势力认定本身，或者证明本人仅属一般成员、作用轻微、无前科、有固定住所与监护条件。

三、涉案财产会被全面查控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》，办案机关可以对涉案财产进行查询、冻结、扣押。实务中家庭共有财产、与犯罪无关的合法收入被一并冻结的情形并不少见。财产辩护是本类案件容易被忽视但价值很高的一块：应当区分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、区分本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产、对推定为违法所得的部分提出反证。

四、恶势力认定可以在各阶段争取，不是一锤定音。侦查阶段的认定意见并不必然被检察机关采纳，审查起诉阶段与审判阶段都可以提出不构成恶势力的法律意见。这也是越早委托律师越有意义的原因——认定所依据的事实是在侦查阶段固定的，等到判决前再提出，很多事实已难以推翻。

五、同案人之间的辩护存在利益冲突。纠集者与一般成员、先到案与后到案的人，在事实供述上往往相互指向。家属应当为当事人单独委托律师，不宜由多名同案人共用同一律师或由一方代为安排。

能否争取取保候审、不起诉、缓刑

本类案件的从宽空间取决于恶势力认定能否被排除或者削弱、本人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、具体罪名的法定刑档次、退赔与谅解情况。

取保候审：一般成员、作用轻微、涉及罪名法定刑较低、无前科、有固定住所与保证条件的，仍属可以依法申请的范围。若能提出不构成恶势力的实质意见并被采纳，取保空间会明显扩大。数额或情节较重、被列为纠集者或首要分子的，难度较大。

不起诉：检察机关可根据案件情节作出不起诉决定。常见适用情形包括：恶势力认定证据不足、本人系一般成员且参与次数极少、行为未达到犯罪程度、全额退赔并取得谅解、认罪认罚、系初犯偶犯。对本类案件而言，最有价值的方向是先动摇恶势力这一整体定性，而不是只就个人情节求情。

缓刑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二条，对被判处拘役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符合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。本类案件中一般成员、参与次数少、退赔到位、认罪认罚的，符合条件时仍可依法争取；但案件被认定为恶势力后，整体从宽尺度会趋紧，争取难度大于同罪名的普通案件。

家属现在就可以做的三件事：一、保存能证明纠纷真实起因的材料，比如借条、合同、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，这些是证明“有因”而非“为非作恶”的关键；二、不要与同案人及其家属串联对口供，这会直接转化为从重情节；三、尽早单独委托律师会见，把恶势力认定的要件争议在侦查阶段就提出来。